【转载】《没有爱情，你会结婚吗？选「会」的人比20年前更多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国青年基本实现了婚恋自主。追求爱情，建立一段由自己选择的深度情感关系，成为当时流行文化中青年反叛与建立主体性的标志。但今天，数据显示，中国父母对子女婚姻的介入似乎又在增加。这一次，是青年「理性选择」的结果。
刘汶蓉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2023年，她在北上广21-40岁、不在读青年人中开展了一项2400份问卷的调查，希望了解当代青年人的婚恋观。调查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在婚姻中相信爱情。而父母亲友是否支持、客观条件是否相符，则在年轻人的婚恋决定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似乎变得更愿意相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真的能为他们带来一段更好的婚姻。
此前的十几年，刘汶蓉一直关注中国青年人在家庭中与父母的代际关系。与1990年代学界的预期相反，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并未冲淡中国根深蒂固的家庭文化，反而让中国亲代与子代之间的经济和情感绑定更深。这种亲子代际间深深绑定、无限责任的家庭模式，曾经帮助了许多人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中站稳脚跟，但在当下青年的婚育抉择上，却也为他们制造了深重的压力。
虽然，中国父母的「催婚催育」已经成为网络上吐槽的热点，但在刘汶蓉看来，恰恰又是父母和原生家庭，承托了单身青年的情感寄托，让他们得以延长在一个家庭中做「孩子」的时间。不过这种延长，势必是不可持续的。刘汶蓉相信，总有一天，青年们会迈开脚步，创造属于这一代的婚姻与家庭新脚本。
以下是刘汶蓉的讲述——
文｜王媛
编辑｜鱼鹰
不再相信爱情的年轻人
如果一个人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你的择偶要求，但你还没爱上他，你是否会和他结婚？
2023年底，我对北京、上海、广州，21岁到40岁不在读的青年人做了2400份问卷的抽样调查，想了解现在年轻人的择偶观、婚恋观，家庭、个人的基本情况，以及婚恋过程行为。
开头提到的，就是问卷中的一个问题。上海的数据显示，选择「会」的比例，达到了男性25%，女性23.6%。也就是说有两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在婚姻当中，跟经济条件、家庭背景、长相等等这些择偶条件相比，我爱不爱TA这事儿没那么重要。2001年时，这个数据还只有男性11.6%，女性8%。它的趋势是显著上升的。坚定地选择「不会」的受访者，大概只占三成。还有四成左右的人觉得，「很难说」。
在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相信要有爱情才能结婚。虽然你也不知道爱情到底是啥，但你至少是奔着这个理想去的。现在的年轻人却在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认为恋爱是恋爱，结婚是结婚，两回事儿。2001年，只有6%左右的上海未婚青年对「谈恋爱和结婚是两回事」这个观点「非常同意」，但到了2023年，「非常同意」的比例已经上扬到了40%以上，女性更是达到了46.5%。
我们都知道，近些年来中国青年的结婚率、生育率降低已经成为一个引发社会关注的话题。2010年以来，中国青年男女平均初婚年龄上涨了近4岁。在这份北上广调查中我们也发现，有接近七成年轻人都认同「结婚是个人选择，结不结都可以」，特别是未婚青年女性，有80%以上都认可这个观念。
但一个比较出乎意料的调查数据是，青年人在婚恋决策中对父母亲友态度的重视程度是在上升的。「我所爱的人即使父母亲友都反对，我也不在乎」，对于这个观点，在上海的未婚青年女性中，有一半都表示反对。甚至，一些人会主动提出「新包办婚姻」的概念。接受父母介绍或包办，选择「门当户对」的婚姻，成为了一种理性的选择。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一般认为，中国在1990年代就基本实现了青年人的婚恋自主，但到了今天，父母对子女婚姻的介入似乎又在增加。
有个男生非常坦然地跟我讲：我恋爱过了，爱情的状态我也体验过了，现在结婚就是按照父母的想法结的。他说，如果我不听从父母的意见结婚，父母不给我买婚房、不帮我带孩子，我怎么办？这是他理性选择的结果。
一定程度上，我可以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想要在一线城市立足，面对买房、结婚、带孩子问题上的无力感。2010年是中国青年初婚年龄上涨的一个转折点，这和中国城市房价起飞的时间点是重合的。在此之前，城市当中70后、80后结婚，可能不太依赖父母，甚至是在我领证的时候才告诉你一声，父母在子女婚恋选择上没有太多话语权，「裸婚」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但是近十几年来，随着房价上涨，家庭财产主要积累在父母一辈的手中，子女的婚育离不开父母的帮扶，那么父母的话语权自然而然就在上升。
而从另一个方面讲，一个孩子，只要留在自己原本的家庭里，他就永远是个孩子。虽然父母都在催孩子结婚，但是父母以及这个原生家庭的状态存在，又可以把年轻人拖住。只要父母在，你的那种危险感和孤独感就都还不那么强烈，你不会感到那么紧迫、必须要改变自己。
近些年，在江浙沪地区，出现了「两头婚」现象。男不娶、女不嫁，虽然结婚，但仍然主要和原生家庭形成支持和互助的网络，生两个孩子，各自养各自的父母。
从一些方面来看，它有一定积极作用，比如它促进了中国家庭的双性化，改变了只有儿子才拥有家庭姓氏、财产继承权的文化传统，提升了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但从另一些方面看，这样的家庭，其实内部的矛盾非常大。一些两头婚的小夫妻，由于没有共同经营的东西，没有遇到矛盾后不得不妥协的条件，他们的关系很难处理好。让他们还在一起不离婚的，可能就只是两家老人的权威。一些青年人经历了这样的婚姻之后，自己依然非常不成熟，虽然听从父母安排，但缺乏处理关系的能力和意愿，最后两个人只剩煎熬，关系一塌糊涂。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超一线城市的青年人在婚恋决策上选择听父母的，一方面是组建婚姻家庭的经济成本、育儿劳动要求高，现实情况决定了他们离不开父母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是这些青年人因为从小就被保护得太好，对自己的婚姻和人生缺乏独立和成熟的计划，也不愿意离开父母的避风港去吃苦。好像现在年轻人特别「反对没苦硬吃」，但其实人格上的成熟一定是需要体验痛苦的。
家庭无限责任，让婚姻变成一种风险
有一个案例非常有意思。一个女生结婚后，她爸爸一直在催她生孩子，她非常反感。有一次这个女儿就被激怒了，因为她爸爸甚至绕开她，去和她丈夫聊这件事，她跟爸爸大吵一架，说：「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我们都各自过好不好？你干嘛一定要安排我的生活？」
结果，她爸爸向女儿宣称要和她妈妈离婚。
这把女儿给弄懵了。我生不生孩子，和你要不要和我妈妈离婚，有什么关系？后来她才了解到，她爸爸其实一直和妈妈感情不合，无法聊到一起去，让爸爸唯一想要在这个家里过下去的动力，就是这个女儿。从小到大，这个父亲给了女儿很多的爱，女儿学业、工作也一直很优秀，是爸爸的骄傲，所以他觉得女儿是他经营这个家庭唯一的意义。当女儿想要与他切割的时候，他就觉得，那我的婚姻也没有必要再维持下去。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中国的父母这么致力于催婚、催育？为什么当子女不结婚不生孩子，父母一辈会这么痛苦？后来我想到，或许对于一部分中国父母来说，他们自己没有那么好的事业、没有那么好的精神生活，他们一辈子最重要的事业，就是家庭和孩子。在发展家庭的这个脉络里，他们感受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价值。但当这个孩子长大了，却决定自己不要结婚、不要生孩子，对于父母来说，是从根本上对他们人生价值选择的否定。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熬过来的岁月，努力维系的家庭价值，一下子被解构得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打击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大的。
在现代话语体系里，这种痛苦是没法言说的。因为我们会觉得，这种价值观很落后，甚至很迷信，是上不了「现代性」的「台面」的。但在我的调查中，这就是很多中国父母根深蒂固的对自我认可的一部分。为什么说中国社会是家庭主义？当家庭变成一种「主义」的时候，它就相当于是一种信仰，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有无数的父母曾经跟我倾诉，他们跟我说，孩子觉得父母好自私，孩子们会说，「我以后都还给你」，父母就觉得，「难道我养他一辈子是为了让他还给我吗？」父母其实想的是，孩子现在没有伴侣，没有孩子，等我们走了之后，他只有孤苦伶仃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怎么活？这对于父母来说是巨大的恐惧和悲伤。
中国的文化，是亲子一体的。这和西方的个体主义非常不同。费孝通曾提出，西方是一个接力模式：西方社会的每一代人，只养自己的孩子，孩子成年后再接力养育自己的孩子，不用向上去照顾老人；而中国是一个反哺模式：父母把孩子养大，孩子成年后要反哺父母，为父母养老，同时还要向下养育自己的孩子。
在1990年代，学界曾经有过这样的预期：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也会发生从「反哺模式」到「接力模式」的转变，我们的家庭也会像西方那样，逐渐开始以夫妻关系，而不是代际关系为主轴。但是几次人口普查的调查数据显示，近20年来，中国直系家庭（即祖孙三代在同一屋檐下共同居住生活）的比例一直保持在20%左右，没有下降，反而核心家庭（一对夫妻和其未成年的孩子共居）的比例是下降的。这说明，中国代际支持、互助的模式是相当稳定的，甚至21世纪市场化深入之后，中国家庭代际之间的互助紧密感依然在加强。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高度浓缩的过程，在几十年间，完成了巨大的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时代，到改革开放，1990年代的下岗潮，市场经济改革的剧烈冲击等等。但是我们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青年失业、青年贫困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社会公共服务还准备不足的时候，很多社会矛盾，是由家庭承接过去，由父母为子女承接过去的。我们会发现，在这么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展现了非常强的韧性。代际之间在经济和非经济方面依旧互相依存，资源依旧互补和互惠。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子女对父母，又是怎样的态度呢？我记得我2008年读博的时候，社会上一股很大的声音在批判年轻人的「孝道衰落」，觉得年轻人都不愿回馈父母了，道德败坏如何如何。我当时就觉得，这和我的直觉是相悖的。他们所讲的「孝」，在当时我一个年轻人看来，是那种老夫子的经学，好像只有把父母当成至高无上的权威才叫「孝」。但我当时的感受是，我身边的70后、80后们，对父母也都很好，只是我们是很看重情感的，我们对父母是建立在情感上，而不是权威上的关系。
后来的调研也验证了我的想法。2008年到2012年，我在博士论文期间就以上海和兰州两个地区为样本进行了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从区别来说，上海城市的父母给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更大，兰州农村子女对父母的帮助更大，它背后是谁有给予能力的问题。但总的来说，他们都还是延续着父母哺育子女、子女成年后反哺父母的模式。子女不仅在经济上依然愿意供养父母，甚至很多调查对象跟我们说，年轻人与父母的情感关系，与上一辈相比，是更好、更紧密的。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提高，缓解了一些非常僵化和激烈的家庭矛盾，比如农村地区一些极端的婆媳矛盾，随着女性外出打工就有所缓解。这反而让代际之间的自然情感流露出来，子女辈与父母辈的亲情，能从人与人发自内心的爱的角度发展出来。
这种哺育-反哺的模式，造成了中国家庭代际之间的无限责任。父母倾尽全力养育子女，子女也觉得，自己未来应该倾尽全力地反哺父母。这对年轻人的婚育决定也是有影响的。这种无限责任，和现在巨大的生活成本压力放在一起，让孩子觉得，结婚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
这种无限连带责任，也形塑我们的自我感受。年轻人现在不想生孩子，很多人会跟我讲的话是：「我自己都过不好，不想带一个孩子来这个世界上受苦。如果我不能给他很好的教育资源、很好的生活条件，我就对不起他，何必把他带到世上来。」他们把孩子一生发展的责任也全部绑在自己身上了。在一个竞争氛围浓郁的社会环境下，如果未来我的孩子上不了好的学校，无法在竞争中「成功」，那我自己都会感觉好痛苦。这一系列捆绑的压力，就都变成了未来生活不幸福的风险源。
韩国学者张庆燮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无个体主义的个体化」。我们东亚文化是家庭主义，不是个体主义，但是我们出现了个体化的现象，我们的一些青年不再结婚，「去家庭化」，这是他们「规避风险的个体化」。在无限责任家庭中，结婚、生育变成了一个风险源，年轻人想要规避这种风险。
家庭脚本，没有完美的选择
有时候在网上，我们也能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对集体经济时期育儿环境的向往。那时候，单位里有统一的托儿所、幼儿园，孩子的养育没有那么困难。那个时期，我们的社会制度尝试着去探索，儿童共育，老人公养，从摇篮到坟墓，全部由国家承担，育儿劳动也被视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我们经历过那样一种探索实践。
我是1978年生人，就成长在这样的「单位大院」里。我的父母，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远离家乡的地质队工作，在单位的家属院中申请到一套房屋。单位基本就是一个熟人社会，里面又有托儿所，又有幼儿园，子弟学校的学业一点也不卷，大家反正都过着差不多的生活，没有非要怎么学习这一说法。我每天和同龄的小伙伴们一起玩，没有太多对于未来的忧虑，相比于现在的孩子，确实比较轻松。
但是我当时作为一个孩子的体验，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当时的单位大院里，大家普遍是没有能力把父母、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辈接过来一起生活的。我6岁之前，就被留在老家的爷爷奶奶家，其实是一个留守儿童。等到我快要上学时，父母把我接过来，我度过了一个很残酷的适应期。父亲是一个地质工作者，经常出野外，基本上半年都不在家。家里有我母亲，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母亲每天在单位上班，回家要带三个孩子，她的时间紧迫感非常强。比如她分配给我们的家务，我们没做好，地没扫干净，或者摔了什么东西，她会一下子变得非常愤怒，用非常恶毒的语言攻击我们，上升到人格。大院里，家家户户打孩子都非常狠，后来我跟很多同辈人聊天，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这种创伤的经历。
我直到上大学之前，都一直在做被父母遗弃的噩梦。作为一个年轻人的迷茫、痛苦和无意义感，我也全部都体验过。那时候，我跟我妈妈的矛盾很深，经常离家出走。所以我也是非常理解中国家庭对孩子的伤害的。如果我之后没有做社会学研究，可能我长大了也会加入「父母皆祸害」小组。但后来，我开始做家庭研究、女性研究，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家里的情况，其实与「核心家庭」没有援助是有关系的。我开始能理解，为什么我妈妈对待我们如此粗暴。她作为一个女性，家里家外一肩挑，在家务上没有支持，她的那种焦虑和痛苦，发泄在了我们身上。
在当时，女性走向解放、走向工作，其实损害了一部分的孩子利益。比如我母亲去上班的时候，就只能把我哥锁在家里，我哥哥就在家里一直哭。后来我看到很多材料，都在讲这种童年创伤的案例，母亲休完产假必须返工、家庭缺少外部的支持，小孩很小就只能交到托儿所，或者就被锁在家里。但是没有办法，当时的整个生活水平、经济水平是有限的，这就是当时很多家庭的状况。
这也是我后来进入家庭社会学领域的一个原因。我想探寻更多的人、更多的青年是怎么活的，想要解决我自己压抑的、无出口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网络，没有地方去诉说，无法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抱团取暖」。所以我只能试图努力地去看，去理解，别人是怎样的，为什么我是这样。不过我现在觉得，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大家现在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与自己有相似感受的人，建立起自己的情绪茧房，反而对与自己不同的人变得无法理解，没有理解别人的那种空间了。
「核心家庭」的困境，并不是中国集体经济时代所独有的。在西方，以美国为例，他们1960年代最经典的核心家庭模式，是以男主外、女主内，女性不工作，全心全意地照顾孩子为基础的。当时的女性，被塑造成「幸福的主妇」，然而在她们的个体体验中，因为缺乏社会价值感而产生的「无名的痛苦和压抑」是非常强的，所谓「幸福的主妇」，其实是「绝望的主妇」。这才有后来西方的第二次女权运动，女性要冲出家庭，参与就业，实现独立。但即使到现在，美国的女性依然很难同时拥有全职工作和孩子，她们可以向市场购买托育服务，但成本很高，不是所有夫妻都能支付得起，或者算下来根本不划算。
2014年，我到美国访问，调查了他们的家庭关系。在之前，我们理解他们的核心家庭，以夫妻关系为主要轴线，老年人不依赖子女供养，很多人年纪很大时，还在不断地结婚、离婚，寻找一段合适的夫妻关系，当时我会把它理解成是一种个体主义文化的浪漫。但当我真的仔细去调查、走访他们的家庭，会发现这也是一种无奈。因为他们跟子女之间的边界非常强，子女不邀请，他们不能擅自登门，即使非常想念，也需要克制。在孩子们成年之后，老人们的支持网络主要就来自婚姻。如果婚姻轴断了，比如离婚、丧偶，他们就必须再去建立婚姻轴。
我记得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是一个非常精神的老保守党，用上海话讲「老克拉」那样的人。他一辈子几次再婚，当时的妻子是一位日裔女性。当我们提出要去他家拜访的时候，他几次跟我们强调，你们见到她一定要赞美她、一定要表达感谢。当时我们都不太能理解，觉得他是不是在妻子面前太小心翼翼了。后来我意识到，是因为他现在80多岁了，他非常需要这段婚姻，如果对方不高兴，提出离婚，他一个人的生活将变得非常艰难。我们还访问到一个中年人，他说他妈妈去世的时候，自己都没有去看她。因为她60多岁时自己嫁去了另外一个州，她在那个州没有朋友，以至于去世时，没有一个亲人、朋友去看她，就连这个儿子也没有去。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是一个中国老太太，她会在自己60多岁的时候，为了再婚，搬到远离故乡和子女的地方去吗？恐怕中国老太太会更倾向于搬去和儿子一起住。甚至，一个中国老太太如果想要再婚，很有可能她的儿子都不会同意。当然，这种干预对老年人是一种限制，但其实也是一种保护。这就是文化的差异。
每一种文化下的人都有其难的一面。美国的个体主义文化要求你不能表达你想要与家人连接的那种温情，你只能靠两性关系来完成与人的连接，这是他们的难。而我们，则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捆绑过深，有时候成为了一种禁锢。
现在，中国年轻人的育儿压力，很大程度上是转嫁到祖辈身上的。年轻夫妻都在外工作，老人就牺牲了自己的退休生活，甚至成为「老漂」，各种的矛盾、讨论也非常多。没有一个家庭模式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家庭制度到底该怎么设计，其实到最后就变成一个男女之间、代际之间，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去探讨，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脚本、婚姻脚本、文化脚本，尽可能地让每个人都幸福。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得更远。建立亲密关系和家庭，不仅仅是一场利益博弈，它也是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是重要的，并且你对自己的付出也有心理预期，它可以是一个心甘情愿的选择。
「关系贫困」
我和我妈妈真正的和解，发生在我自己有了女儿之后。在生孩子之前，我就想，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特别幸福，我要对她特别好，我也确实尽了全力。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的孩子依然有创伤。
很多我当时认为对的事情，比如小的时候要分床、比如不能孩子一哭就抱，这些我在书上看到的，我以为科学的养育方式，实际上对我女儿是有伤害的。因为我的孩子是一个高敏感高需求的孩子，我后来才知道，面对这样的孩子，你必须先满足她。我记得她有一次跟我说：「妈妈，从我记事以来，我的世界就是灰的。」我发现她完全复制了我小时候对世界的体验。
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小时候那种悲伤的状态，不一定是我妈恶意带来的。
后来，我也调整了我带女儿的方式。我能看到她的笑容慢慢变多、信心慢慢增强，我的感觉也会变得非常好。我曾经也非常讨厌别人跟我说，「你不结婚生子，就永远长不大」，我很讨厌这句话。现在回头想想，婚姻比我想象的要复杂，育儿也比我想象的更困难，正因为如此，我一点都不后悔进入婚姻。它让我从小时候的那种脆弱里走出来，变得更加坦然、更加自信，也更了解自己。我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的成长。我觉得，一段好的关系，是能够带来自我成长的关系，如果我一直不去经历这些磨合，我可能永远都不能和解，我会被困在原地走不出来。
我访谈的很多年轻人跟我说，结婚这件事「太麻烦了」。结婚需要跟一个人磨合，建立这种深度连接太难了。现在单身经济非常发达，如果你在一线城市里有一份工作，那么一个人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快递、外卖、保洁工，机器和劳动力市场可以解决你的各种问题。我们的情感需求，也有各种情感消费来提供替代，比如追剧、磕cp、养宠物，甚至可以购买陪聊服务、虚拟恋爱。很多人觉得，已经不太需要一个「伴儿」来一起生活了。甚至在朋友关系里，大家的距离感也比我们之前要强。我们年轻的时候，流行的是「古惑仔」，我要为对方两肋插刀，而现在更流行的是「搭子社交」，我想完成一项娱乐，看个电影，或者玩一场剧本杀，我去找个搭子就好了，我不想麻烦别人，也不想被别人麻烦。
按理来说，现在年轻人的父母，跟再上一辈，我的父母那一代相比，无论是对孩子的态度，还是养育投入，都在变得更好。但2023年在上海的调查数据显示，青年人对与父母关系的满意度比2001年显著下降。大家对父母的期待变得非常高，也将很多的问题归责于自己的原生家庭。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太少了，能够投放情感需求的地方，就只有自己的原生家庭，只有父母。这也反映出青年人社会网络和社会发展空间的一种逼仄，青年人，现在正在面临严峻的「关系贫困」。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小时候都是独生子女，大家生活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里，经历也非常单一，上学、工作、挣钱，就已经非常疲惫。这种成长环境下的人，想要与他人深度沟通、产生情感联结，它的心理成本变得特别大。我女儿就经常担心别人会不会不喜欢她，带她和同龄的小伙伴一起去玩，孩子们之间的互动都特别客气，就觉得他们非常的不释放，很难开心，没有我们小时候的那种「随便」。
其实在我们的调查当中，年轻人最希望在亲密关系中得到的依然是心理回馈和成长，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达到。因为这些东西非常依赖体验、很难把握，所以他们在择偶的时候，会用很实在但也非常浮于表面的价值标准去评判这个人：长得怎么样、学历怎么样、收入怎么样、家庭背景怎么样，等等。但是，他们不能从两个人实实在在克服生活困境、应对生活所需要的价值去评判对方是否合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人生历练的他们，不仅对生活缺乏现实感，对自我、对人性、对关系都缺乏体悟。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所缺失的一块生命教育。人无论最终到什么阶段，都还是需要一个稳定的人际链接来产生一种底层的安全感的。这是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爱情观、友情观，都逃不过去的。它最终指向的是「我是谁」的问题——谁知道我的过去，参与我的现在，期待我的未来。如果你无法建立自己深度的人际关系，那么这个角色可能就只有父母，但父母不在了以后呢？
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能不能从高度竞争的氛围中缓和下来，让我们的年轻人重新拥有松弛感，让他们能够去体验生命。让交友、恋爱、婚姻、育儿，建立人与人之间深层次的链接，不再是一场博弈的结果，而是一个生命体验的过程。